中国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金融安全
中国金融安全面临考验
金融风险一般被定义为金融领域存在的剧烈波动从而损害实体经济的可能性。金融安全则是从另一个侧面反应金融风险：即来自外部的突发性冲击，包括金融资本的瞬时巨额流动，伴随着剧烈的价格波动从而引发货币和经济的全面危机。在这方面，金融安全与人们常说的“产业安全”、“能源安全”以及“经济安全”等概念类似，强调“外部冲击”引起国内经济波动的可能性。
２００６年，中国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ＩＰＯ总额６１０亿美元，同期伦敦为４９０亿美元，美国为４８０亿美元。到２００６年末，包括央行资产在内的中国金融资产总量已接近６０万亿元人民币，占世界金融资产总量份额从１０年前的１％上升至４％～５％。中国人民银行被外部认为是世界第五大资产管理机构，截至２００６年底管理的资产达到１．１万亿美元。这个规模是全球对冲基金业自有资金的３／４。因此，中国在自身金融体系竞争能力尚脆弱的情况下，今后就要面临来自国外这样那样的风险，就像近年来的对外贸易一样。
从国内情况看，今年前９个月，沪深证券交易所的总市值增加了１．８倍，由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９日的８９４０３．５亿元上升至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８日的２５３１５６亿元。２００６年６月底，Ａ股静态市盈率约４４倍，世界主要市场为２０倍；市净率中国为５．２倍，世界主要市场为２倍。在目前沪市接近６０００点的时候，这两个比率将更高，其中蕴含的风险不言而喻。
与此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中国对外部金融交易管理的难度大大增加了。目前，中国国际收支申报主体已经越过３２万个，每年企业和个人涉外收支近２０００万笔，金额为１．５万亿美元。２００６年上半年，中国外汇储备新增２６６２亿美元，其中１４６３亿美元的增加可用贸易顺差和ＦＤＩ解释，１１９９亿美元净流入来源不明。（境外ＩＰＯ流入结汇、其他外汇交易汇入结汇之外）。目前，中国资本项目下的资金流入已经大于贸易项下的流入。
１９２９年“大危机”之前，美国有个叫巴布森的投资顾问，反复告诫人们，股市要崩溃。美国人当时充耳不闻。当年９月５日，他的告诫显示在证交所显示牌上后，市场立刻掉头暴跌。美国人称之为“巴布森突变”。事前人们短视，骂他“乌鸦嘴”；事后人们又健忘，忘掉了巴布森的明智。甚至还有人说，是“巴布森预言”招来了恐慌和危机。
主张加强风险防范、对外资开放谨慎些，常遇到一些批评，或“善意的”挖苦，如“危言耸听”、“乌鸦嘴”；甚至说“观点保守”、“左”。在乡村，算命看相的有一个说法，叫“穷人问财，富人问灾”。意思是人穷得叮当响的时候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们“失去的只是锁链，而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可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取得的成果来之不易，应该倍加珍惜。在全球化的今天，有人虎视眈眈，岂敢掉以轻心！树立忧患意识，及时防范风险，我们担心的后果可能目前不会发生，或者永远不会发生，可那正是我们盼望的结果！
金融安全关系到国家的核心利益
邓小平同志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８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４３次学习会上，胡锦涛同志再次肯定了这一观点。９月２８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４４次集体学习时，胡锦涛又指出，要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完善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法律法规，构建有效的国家经济安全体制机制，增强国家经济安全监测和预警、危机反应和应对的能力。即使在金融界，历史教训使人们不得不承认，一场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不亚于一场局部战争。既然通过非战争手段完全可以获取当年必须经过战争手段攫取的利益，说金融是一个国家的第二国防一点也不过分。
其实美国政府对世界银行行长人选的标准，足以证明金融业的战略地位。作为美国推行经济战略的工具，越南战争后，美国就委派当时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担任世行行长；伊拉克战争后，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为世行行长；当沃尔福威茨因身陷“女友门”丑闻不得不辞职时，美国便提名了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立克出来接任。可见，与经济领域的其他行业相比，金融行业要重要得多。毋宁说，这是一个关乎国家核心利益的“战略性”部门。战略性行业的主导权——无论话语的还是施政的，是不能仅仅付予长期纠缠于这个行业利益、浸淫于这个领域话语的所谓“行家”们的。
如果从政府与金融业的关系紧密程度观察，近几年美国政界与金融业的特殊关系越来越明显。我们不说一战期间ＪＰ摩根的高管们曾为威尔逊总统担任顾问，单从高盛公司高级官员到政府部门任职的比例就可窥见一斑。目前，这家美国投资公司高管到一届联邦政府中担任要职的人数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们包括：现任美国财长、高盛前首席执行官鲍尔森；高盛前任执行合伙人、现任大宗商品期货及期权交易负责人杰弗里；高盛原执行董事、现任白宫办公室主任的博尔顿；高盛前副总裁、现任财长鲍尔森国内金融顾问的斯蒂尔；原高盛全球股票业务主管、现为美国国务卿赖斯担任顾问的福特。最近，来自高盛公司的达德利又获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市场事务负责人。这么多联邦政府高级官员来自一家投资公司，美国政府对全球金融市场制定何种政策则可想而知。我们完全可以按照政治经济学观点指出，一个国家政府一会儿为产业资本说话（如对中国人民币汇率“失去耐心”和各种贸易磨擦），一会儿代表金融资本到处敲击其他国家的资本市场大门，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金融开放要以我为主，把握进程
所谓以我为主，是以我们的利益为主。具体到金融业对外开放，就要以提高国内行业竞争力为目的，开放进程要与国内监管水平相适应。我国银行业实行的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但遵守ＷＴＯ承诺允许外资银行进入中国过程中，相关法律却似乎只适用于中资银行，以至于后者要求平等竞争，比照外资搞综合经营。要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是２００３年底才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是２００４年２月才实施的。中资银行到美国经营，因其联邦、州层面的各种法律障碍２０多年一个也未通过。外资银行无论在其国内实行何种经营模式，到中国来本应按中国法律改变经营模式，否则也不能进入。可是，事情的结果似乎是，因为外资的进入要改变的反而是中国的法律，而且“惹得”中资银行也不能按正在实施的法律经营了。即使法律实施了３年发现情况有变，那也应该先修改法律，再放开综合经营，这样不仅做到了“以我为主”，至少也符合ＷＴＯ的国民待遇原则。
当年中国加入ＷＴＯ时对金融业开放的承诺范围，后来逐渐被突破。主要在：第一，银行业开放方面，２００３年１２月，经国务院批准，银监会颁布《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根据这个办法，１．将单个外资参股中资银行比例从１５％提至２０％；合计外资投资所占比例如低于２５％，被入股机构的性质和业务范围不发生改变。２．减少外资银行分行营运资金的档次和数量要求。具体就是将外国银行分行营运资金要求最高一档从６亿元人民币降低到５亿元，将第五档从４亿元降低到３亿元；将在华注册独、合资银行分行的营运资金要求从六档简化降低为１亿元、２亿元和３亿元三个档次；进一步简化市场准入程序。３．允许外资银行从事衍生品业务和保险公司外汇资金境外托管业务。４．境外投资者获准参股国内商业银行。
另外，商业银行改制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呈一时大开之势。深圳发展银行重组过程中，美国新桥投资（Ｎｅｗｂｒｉｄｇｅ）购入１７．８９％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据称该机构并非一家银行，连长期投资者都难以算得上。它只是一家私募基金，属于在资本市场中“包装”上市公司然后再出售的“二道贩子”。前几年在处理韩国银行资产中，这家私募基金赢利达３０倍。银行业可以不向国内民间资本开放，也可以不仅向境外非银行机构开放，但将境外私募基金当作“战略投资者”并且引为第一大股东，其中的“开放意识”是不是过了点？
第二，资本市场开放方面，由外资参股中资证券机构变为个别外资单独介入证券业，再到后来引入合格境外投资机构（ＧＦＩＩ）。在此过程中，境外资本总是能够巧妙、迂回地跨过我们的门槛。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美国高盛公司在中国的“纵横捭阖”。２００３年，在时任董事长、现任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指示下，高盛以“捐赠”名义出资５．１亿元６２００万美元“帮助”海南省证券公司解决历史包袱，并取得了海南证券的牌照；然后出资８亿元商业贷款，于２００４年１０月成立综合类证券公司高华证券（当然由一位中方代理人出面），注册资本１０．７２亿元（另２．７２亿元由联想投入）。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日，高盛宣布与其提供８亿贷款成立的高华证券组建一个叫做高盛高华的证券公司，高盛拥有合资公司３３％的股份，高华证券则拥有其余６７％的股份（这一持股比例符合中国加入ＷＴＯ的承诺）。高盛高华证券和高华证券表面上独立存在，但高盛高华、高华证券以及高盛中国业务部只不过是高盛中国大棋局的三个分支机构，分工不同而已：高盛高华做国内投行业务，高华证券做国内证券交易，高盛中国业务部则负责中国企业的海外业务。
不仅如此，鲍尔森任美国财长后，一方面继续向中国传递美国国内一部分人对我汇率体制“几乎失去耐心”的信息，另一方面重点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根据他的理论，资本市场加快开放对迅速提高中国这个行业的实力是如此重要，以致于当年中国在加入ＷＴＯ中的相关承诺限制可以不必考虑。当然，他们的努力颇见成效。
改革体制，适应国际化竞争要求
２００７年９月世界银行发布的中国经济季报警告：“从以前发生的新兴市场危机得到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在汇率具有足够的弹性以及金融体系改革已经取得进展之前，不要实行资本账户自由化。”中国金融业现在不是要不要开放的问题，而是怎样开放的问题。对外开放是我们的基本国策，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通过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形成我们自身的竞争新优势，分享人类文明进步带来的收益。那么我们就要为此做好相应的制度、体制和政策上的准备。参与国际竞争，一方面要提高自身“免疫力”，抵御和防范外部冲击、控制和渗透。另一方面要提高应对的决策效率。市场经济、全球竞争时代，获利机会稍纵即逝，避险举措不容闪失。及时和准确的信息，快速的应对反应是取胜的重要前提。如果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导致信息不能及时传递，决策势必盲目，那就是竞争时代的悲哀。我们的信息发现、信息传递和决策反馈机制，都需要及时适应全球化竞争这个新形势要求。要建立金融安全的“防火墙”，我们的监管手段、监管体制、决策方式，甚至我们的领导体制，都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适应国际化、市场化新形势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确保金融安全，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包括领导体制的改革！在这方面，我们要走的路还很漫长。
１９９９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提出的“最优货币区”，不过是分工与交易秩序得以“最自由地扩展”的另一种表述。若世界各国都加入了“最优货币区”，也就实现了完全的全球化。在这种状态下，所有要素都可以在全球自由流动，因而不会出现蒙代尔所称的“非对称冲击”。然而当今的全球化，可能自由跨境流动的，首先是信息，然后依次是商品、资本和技术（它们受着不同程度和形式的区域保护与限制），最难流动的是人口。而正是“人”的因素，使得民族国家利益在全球化进程中坚定地存在着。也就是说，当人们强调要素在全球流动提高效率时，一定要考虑这些提高了的效率是谁的？要素在全球市场进行配置，获得的利益是否也在全球分配？一句话，要素流动和配置的全球化能不能带来利益分配的全球化。若做不到这一点，信息、商品、资本、技术和人口的流动性就永远有差别，靠一部分要素的跨境流动实现资源的全球化市场配置，不带来非对称冲击，不带来利益分配的冲突，不仅一厢情愿，而且是在回避实质问题。
作者：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 时红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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